内容简介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
作者简介
吴敬琏，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纲经济学教席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执行委员会委员，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教材（MIT OpenCourseWare）顾问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主要著作：《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1版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修订版）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2月第2版
《吴敬琏专集》（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丛书） 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 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转轨中国》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5月版
《十年纷纭话股市》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月版
《国企改革攻坚15题》(合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合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 (合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何处寻求大智慧》 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
《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 (合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中国：向高度经济成长的挑战》(与小林实合编) 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3年日文第1版
《通向市场经济之路》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 年8月第1版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合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吴敬琏选集》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合编)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版
《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 (合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 (合著)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经济改革问题探索》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3月中文第1版
目录
前言
明辨是非 坚持改革
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
三种社会力量对待改革态度的分析
正本清源，分清是非
中国改革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
深化国企改革需要澄清的几个原则问题
现代化中国的临产阵痛
推进改革不能因噎废食
改革必须攻坚
把握三个关键环节，实现可持续发展
反思改革，明确方向
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
市场经济与政治改革
努力实现向法治市场经济的过渡
全面建议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新形势下政府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两种不同的转轨战略
法治中国
再谈法治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发展民间商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对话青木昌彦教授：中日两国的经济和政治
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
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发展道路
我为什么研究起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来
警惕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
全面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一五”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
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
发展高技术产业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
发展高技术产业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政府职能
解决内外失衡的出路在于推进改革，实现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
铲除腐败基础，实现社会公正
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书摘
笑蜀：吴敬琏的法治梦
50年代我们要赶英超美，结果非但未能如愿，反而招来三年饥荒，葬送了数千万同胞的生命。又过了整整半个世纪，虽然超美之路仍迢遥而曲折，但经济总量赶英却已毫无问题。只是，我们却没有美梦成真的狂喜。
这固然是一种理性，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经济总量赶英，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有限，梦已成真，但梦并不那么美。经济总量节节攀高，而底层社会依旧广泛存在，普通人的生活品质没有实际改善。工资增长幅度远远比不上GDP和财政收入的增幅，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岿然不动，就是有力的印证。
经济增长不能让老百姓受益，这种现象早就不是鲜为人知。而要追问这种并非鲜为人知的现象，吴敬琏最近推出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不能不说是一本必读书。
两种主要危险
吴敬琏是以“吴法治”的身份，来推出这本书的。早年，也就是1990年代之前，吴敬琏的社会形象基本上可以叫做“吴市场”。换句话说，那时他是以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而著称于世的。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吴敬琏发现他早年对市场经济的幻想过于浪漫，“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变形走样，社会越来越无序和失范，吴敬琏大梦渐醒，从前的“吴市场”，就逐渐变成了“吴法治”。但他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却始终没有变化，只是更理性，更成熟罢了。如何用法治来规范市场经济，保障市场经济，成了吴敬琏晚年思考的主题。
在这点上，吴敬琏完全是以三娘教子的心态，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主要就汇集了他多年来反思市场经济，多年来主张法治与民主的言论。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现在面临着两种主要危险，一种危险来自左，一种危险主要来自自己的阵营，对手主要是他原来的同道，即当年和他一样因主张市场经济而成为另类，后来却越来越主流、越来越飞黄腾达的某些老朋友。个人友谊的淡漠固然令人伤感，但最让吴敬琏忧心的，还是那些老朋友所代表的那种势力，那种思想倾向。与老近卫军不同，这批人“并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去，然而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在过去20多年中，“要求进行规范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例如，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金融魔术、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等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在吴敬琏看来，腐败之所以蔓延，就在于有那么一种强势力量，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交换，把市场体制变成分肥体制。他们只会在混水中摸鱼，水清了，他们就无鱼了。所以，强大的法治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恰恰是他们的噩梦。但是，正是他们往往占据着改革的话语高地，他们一切混水摸鱼的丑行，都套上了改革的炫目光环。
两种力量，一个是因分赃不均而不满现实的老近卫军；一个是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他们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组成了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同盟军，导致了市场秩序的倒退和混乱。
如果说，在整个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吴敬琏主要是跟反市场的老近卫军角力，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吴敬琏就陷入了两面作战，而且是把主要精力用来跟本来同属于市场派的新贵们交锋。反市场的老近卫军对他自然是咬牙切齿，如有杀夫之仇；新贵们则认为他多管闲事，碍手碍脚。吴敬琏就这样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是人，挣扎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
三个方向的挑战
好在，虽然在精英层面几乎落落寡合，但在群众中间，吴敬琏以其独有的道德形象，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随着市场经济无序状态愈演愈烈，底层乃至中产阶层都因为市场的无序而饱受煎熬，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市场经济，其声誉一落千丈；群众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的反面，作为市场经济主要捍卫者的吴敬琏，因此在群众中也开始失去原有的尊敬，彷徨孤立达于极点。市场经济的这种尴尬境遇，吴敬琏其实有所预言。第三次改革大论战爆发前夜的2004年，他曾这样预言：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弱势群体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了损害，但对于是什么样的制度或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可能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如果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两种力量结盟蒙蔽群众，就有可能把群众误导到反市场的方向上去。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本来已成明日黄花的老近卫军，竟然赢得部分群众的喝彩；甚至某些自由派学者，也盲目附和群众的激愤，扮演起民粹主义先知的角色。这在在印证了吴敬琏预言的精确。所以，争论巅峰中的2005年12月，吴敬琏曾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著名论断来结束自己的演讲，以此提醒同道：
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两方面的人群，看起来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它们一旦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
无论是老近卫军的狙击，还是新贵的作祟，这一切其实都在情理之中，意料之中，因而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对人杀伤力最大的，应该是部分群众的倒彩。群众往往是非理性的，他们只是凭感觉做出选择，凭义愤采取行动。实际上因为信息不对称体制，他们也根本不可能获取足够的资讯，也就不可能理性得起来。而嘈杂的剧场效应，比的只是姿态，比的只是调门高，谁敢于附和群众，谁就容易得到群众，也就容易最后操纵群众。这已经是被历史千遍万遍证明了的铁律。不幸的是，这个铁律在当下中国还很管用。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就部分呈现了这个特点。吴敬琏看出了这个危险的苗头，但有多少人能够认真倾听他呢？“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吴敬琏的这声呐喊在民粹主义的喧嚣中，那么苍白乏力，那么孤苦无助。
老近卫军，当红新贵，以及从底层抗议中派生出来，而为部分精英推波助澜的民粹主义潮流，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面临着来自这样三个方向的挑战。市场经济走到今天，其力量的确在不断壮大之中。但毋庸讳言，反市场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市场力量的壮大而稍有衰减。老近卫军固然已是气息奄奄，但政府管制的力量，行政垄断的力量则仍在不断强化之中，民粹主义也在潜滋暗长。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并非不可逆。事实上，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被人为终止的悲剧，无论是别的国家，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发生过。对此吴敬琏有清醒认识。他曾反复提醒人们：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搞市场经济，但是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多，它们的教训值得借鉴。他并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道：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初期总是比较乱的，经济发展了，自然就会规范起来。这种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亚洲有的国家曾经有过很好很快的发展，但是几年十几年以后，因为缺乏法治，都陷入了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的泥坑，遇到一点风吹草动，或遇到一种外来的冲击，经济一下子就崩溃了，而且长期不能从泥坑中走出来。历史发展存在路径依赖，这种情况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经济结构的背后
吴敬琏坚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但自由市场经济在当下中国遭遇的困境充分说明，没有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法治则是支撑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洋洋数十万言，全部旨趣无非在此。
中国必须要法治，这其实早已经是人所共知。但法治从何而来？吴敬琏的答案反反复复就一个，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答案了无新意，但问题是，除了改革政治体制，我们确实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
开篇已经讲过，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让最大多数国民受益。原因何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我们的主导产业，都是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它们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最低端，因而附加值最低。这就注定了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劳工阶层，必然收入微薄，从而注定了中国必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
但是进一步追问就不难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经济结构的背后，其实是政治结构。既然加工制造业附加值最低，我们为什么不选择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呢？是我们笨，是我们知识不够，因而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失去竞争力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发展不起来，不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环境问题。
对制度环境问题，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有过很好的解读。陈志武教授认为，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跟人打交道，主要是一种非人格化交易。而非人格化交易必须保证安全，才能持续。而要保证交易安全，就需要一整套的规则体系。没有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做保障，交易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就会让人望而却步。
交易成本从根本上说，无非一种社会关系成本。社会关系越简单，越规范，交易就越简单，交易成本就越低。社会关系越复杂，越失序，那么交易就越麻烦，交易成本就越高。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显然属于后者。既然没有确定的规则体系保证跟人的交易的安全性，人们就只好主要跟物打交道。主要跟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起来。这就是说，制度环境注定了中国只能做世界加工厂，而做不了世界设计师。
其实，知识经济时代之前的西方国家，也曾遭遇底层社会庞大的困境。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对无产阶级的生活品质有多少实际的帮助，反而导致无产阶级普遍的贫困化，进而导致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潮流。只是从19世纪中期起，依托于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西方国家迅速实现了产业转型，在转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之后，从前的无产阶级队伍才逐渐消失，劳动者才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由此缓解了全面的阶级对抗，而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
今天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根子就在这里。看看发达国家的财富巨头，他们大多是知识经济的弄潮儿，他们的个人成功，往往主要凭借于他们的创造，他们的创造非但不需要以盘剥他人为前提，反倒给他人提供无数高附加值的工作机会和创业机会，带动更多人致富。比尔?盖茨就是如此。而我们的财富巨头，除了来自非市场领域，真正来自市场领域的，则往往是加工业巨头。他们的巨额利润，大多是底层劳工贡献出来的，与古老战争年代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尝有本质区别？
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还是套用古老战争年代的人海战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环境。实际上是整个底层社会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在为我们的制度环境买单。为什么老近卫军即便气息奄奄仍能在一段时间内蛊惑人心？为什么反市场的力量尤其是民粹主义在中国有社会基础？原因只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只要庞大的底层社会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之路在中国就不可能不坎坷。
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
正因为如此，一直强调社会公正的吴敬琏，并不满足于主张全民低保，主张划转国有资产供国家偿还老职工社保欠账之用。在他来说，仅仅这些救济型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不足以让底层真正走出困境。西方国家是通过产业转型来改善劳动阶层的处境而实现均富的，这条路中国也必须走。所以吴敬琏坚决主张增长模式转型，坚决主张转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而要实现增长模式的这种转型，就必须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就必须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使一切权力皆受制约，“而不容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以杜绝权力搅买卖、权力搅市场。西方国家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依托于宪政民主体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为前提。没有政治上的平权作为依托，政治上的特权就必然导致经济上的特权，就必然导致垄断和腐败。只有政治上的平权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平权，才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和建立在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竞争可言。
市场经济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市场经济，一种是现代市场经济。身处文明时代，中国已不存在发展原始市场经济的空间。沿着原始市场经济一路狂奔，中国最终必然要面临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上半叶所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反市场力量的膨胀就会无从遏制；而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注定中国不能承受大的震荡。中国必须完成增长模式的转型，转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才能普遍提升底层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解。而从原始市场经济转到现代市场经济，起化学作用的关键元素就是法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法治，促成政治平权和法律平权，使得任何权力主体都在公认的规则体系的制约之下，这是吴敬琏晚年最大的梦想，实际上，这也应该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