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高调再高，苟能律已，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为了约束行政权力，对强势一方的舆论监督实际上不能不依靠“有错推定”原则，即强势一方在公共舆论面前必须承担“无错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你无错，那你就被视为有错。换言之，强势者在舆论面前充当“被告”时不能要求弱势批评者承担有错举证责任。
产权改革本身只是一个设置交易权利(即“产权”本身)的过程。它所能解决的问题是确立所设置的交易权利的合法性与公信力，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降低交易费用”的问题。如果本末倒置，以降低交易费用为理由损害权利设置的合法性，那就会给以后的公信力造成隐患，到头来可能是反而增加了交易费用。
作者简介
秦晖（1953年12月生），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研究生），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起）、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1994年），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
自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90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对农民。农业与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广义农民学（农民国家、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及其演进、改革与现代化的研究）。他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
主要著作：
1、《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1996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1996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3、《天平集》，1997年，新华出版社。
4、《市场的昨天与今大：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1998年，广东教育出版社。
5、《耕耘者言：农民学文集》，1999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6、《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
7、《学问中国》（合著），199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
他主编的《农民学丛书》除上述第一、二两书外，还包括：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肖正洪译，秦晖序。J·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李玉琪译，秦晖序。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户经济研究》。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史》
秦晖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化中的农民群体研究"，1992年他获得中国高校教师霍英东奖金。
近年来，秦晖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并提出了以“契约转换”为核心的转轨经济学理论。他既反对以“交易成本最小化”来解释改革的新制度学派观点，也反对以批判“货币主义陷阱”和“市场万能论”为特色的“后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的解释。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的“成功”和东欧改革的“失败”既不能归因于姓“社”姓“资”，也不能归于渐进、激进，更不能归因于以强权压制公共选择来减少“交易成本”。他主张区分改革前的两种“非市场经济”类型，即工业文明时代以最优化数理方法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科学计划”经济，和农业文明时代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浪漫主义“命令经济”，以及区分改革前的两种社会体制，即保护-束缚功能对称的“和谐共同体”，和功能不对称的“不和谐共同体”。对改革的目的，无论是效率改进还是公平改进而言，脱离上述两种类型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脱离“科学计划”要付出效率损失，而脱离“命令经济”无须付出此种损失。脱离“和谐共同体”的过程要实现帕累托改进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而脱离“不和谐共同体”则只是一个放弃“负帕累托改进”的简单问题。但这种不同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有时效性，因此中国与东欧转轨的成败还远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而改革模式的选择仍是个尖锐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对农村改革、国企改革、股份制和证券私有化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研究和案例调查。他认为经济转轨的实质是契约转换，其核心问题是交易权利的公正分配而不是“交易成本”的减小，是公共领域的改革而不是私人领域的改革。这里不存在效率与公正的悖论，而从获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还是从权家通赢走向赢家通吃，才是真正的选择所在。
有关论著：1、《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2、《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五四新论》（合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论文：近年来较重要的文章有：1、《传统与当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2、《中国经济史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3、《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桑巴特问题”引起的讨论》，《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4、《农民流动与经济要素配置优化》，《改革》，1996年第3期；5、《悄然的“土改”》，《改革》1996年第5期；6、《市场信号与“农民理性”》，《改革》，1996年第6期；7、《十字路口看乡企》（上）、（下），《改革》，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辑连载；8、《“恰亚诺夫主义”：成就与质疑--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理论》，（香港），《中国书评》，1996年总第十期；9、《人民公社与传统共同体》（香港），《中国书评》，1998年总第13期；10、《拒绝“原始积累”》，《读书》，1998年第1期；11、《“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东方》，1994年第1期；12、《社会公正与中国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改革》，1998年第5期；13、《农民问题：什么“农民”？什么“问题”？》，《方法》，1998年第10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4、《关于价格--供给反应的经济史考察》，载周晓虹主编：《农村社会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5、《农民流动：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90年代的农村与农民》文集，1998年；16、《现代农业发展的困境》，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90年代的农村与农民》文集，1998年；17、《土地·公平·效率：关于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中国土地》1997年第1期。18、《危险的“第一级火箭”：论普鲁士-沙俄模式不能救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3年8月号；19、《淮橘为枳，出局者迷：评“有中国特色的”新左派》，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20、《“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问崔之元先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21、《公社之迷-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22、〈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日）〈中国研究月刊〉1995年8月号；23、〈身份制社会的特质：中国城乡关系中存在所谓“二元结构”吗？〉，（日），〈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2月号；24、〈合作制与“传统集体主义”的二律背反〉，〈中国合作经济报〉1994年7月22日；25、〈公正至上论〉，〈东方〉1994年第6期；26、〈起点平等为何可能--二论公正至上〉，〈东方〉1995年第2期；27、〈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三论公正至上〉，〈东方〉1995年第6期；28、〈寓平等于自由之中〉，（香港）〈中国书评〉，1998年2月号；29、〈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载〈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30、〈“卖方缺位”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1998年第6期;31、《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冬季号；32、《获取的公正与交易的公正》，《读书》2000年第2期33、《中国改革：历史与经济的评价》，《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34、《不讲逻辑的“经济学”：关于公正问题的经济学论争》，《书屋》2000年第5期
目录
作为公民的农民
千古沧桑话户籍
“圈地饥渴症”与slum恐惧症”
心里既有“民”，眼中不唯“俗”——评摄影集《麦客》
既非“道德经济”，亦非“理性农民”——《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聚落与乡村治理：关中与广东之比较》序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中国与苏俄之比较论纲
摆脱“黄宗羲定律”，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
“定点帮扶”不要搞成“首长工程”
“首长工程”的害处
豪强与酷吏之间：淮北现象再反思
公正与诚信
为富不仁周正毅，为仁难富孙大午——中国民营企业家艰难选择
“‘出口’新娘保证‘质量’”？
“经济人”与道德的底线
以诚求信，为善必真
舆论监督与“有错推定”
公平转轨
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凤凰卫视第84期世纪大讲堂
“长沙案例”：国企改革的十字路口
要MBO，不要“MBO年”
破解“卖方缺位”的悖论——国有资产如何公正地“退出”？
“减员增效”与“就业优先”的“辩证关系”
——国有资产“减值”妙诀
平常看待“商人当官”认真建设代议政治
坚守底线
人同此心心同理，取经何必上西天
原始积累之敌与程序与义之友
自由与公正的底线之上——罗尔斯、诺齐克与布迪厄三人祭
瞻前顾“后”
NGO在中国：全球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中的第三部分
“死在家里”还是“死在医院”：我们时代的“后现代问题”？
实践自由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从“历史政论片”到“武侠政论片”：《英雄》与当代帝王剧的走向
可贵的锋芒——序余杰《闪光石》
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序黄钟《游手好闲地思想》
实践自由——自由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圣徒”与“神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