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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的马歇尔讲座集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一方面去理解过去几十年中为世人所瞩目的亚洲之崛起，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学家有关发展问题的标准化解释投以怀疑的眼光。西方经济学的教育背景加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切身感受既赋予了他对标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怀疑视角，也使得他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巨大发展具有务实特色的方法细节有一个贴近的切身看法。
——〔美〕道格拉斯?诺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其中有两个方面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林毅夫教授作为有着伟大见解的学者，经历并参与了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大且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体的政策争论过程。他对转型经济体政策形成的细致见解使他的严谨理论分析为世人所熟知，并将增长与发展中的发展问题带回到人们视野的中心。其次，他对使经济体变化的禀赋结构与其变化的增长战略相一致或不一致的结果之分析可谓见解独到并且绝对正确。这一分析建立在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但将这些应用到增长战略和增长政策的动态分析中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
——〔美〕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林毅夫的研究将经济理论、制度知识、量化数据以及对起始条件在决定不同经济发展方案成功与否上的重要性的肯定结合在一起。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强调了不同的起点如何决定不同的最佳政策，并由此解释了为什么休克疗法政策在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没有能够成功，而中国渐进式的国有企业改革则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林毅夫的观点虽然颇有争议性，但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我强烈推荐林毅夫的这本见解深刻的研究著作，它透过经济分析的有力视角，对大量真实的经济发展实践经验进行了阐释。
——〔美〕加里?贝克尔，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发展与转型向人们提出了极其严酷的挑战。林毅夫，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他的大师级讲座集中，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了深入的看法，并依据他对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表现的直接经验，给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林毅夫的这部讲座集绝对是一部力作。
——〔美〕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哥伦比亚大学
林毅夫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中国政策争论的中心，他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道路的经济学原理提供了精妙的阐释。他的这本书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来说是一部必读著作。
——〔印〕迪帕克?拉尔，哥伦比亚大学
内容简介
林教授根据自己对中国改革发展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改革发展成功与失败原因的认识与理解，在书中提出了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他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战略的重要性，并提出“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此概念作为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来重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发挥正确作用，以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成功。
书中包含的观点主要有：
持续的技术升级是一国经济长期动态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
思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动态增长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正确思潮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将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动态增长与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政府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制度。政府采纳的政策将会塑造经济中的其他制度和激励结构，并影响他们的质量。
禀赋是一国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紧约束。
比较优势不仅是贸易的最重要指导原则，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指导原则。
一个企业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
实用主义是推行经济转型的最重要的政策指导。
个人和地方自发的创新式经济转型中帕累托改进措施的最重要源泉。
作者简介
林毅夫教授，1986年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林毅夫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是第7、8、9、10届全国政协委员，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2005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此外，他还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名人顾问”；2008年2月4日，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并于同年5月31日就任，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也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目录
第一部分 发展、转型与分流
第二部分 探寻繁荣的根本且可变原因
第三部分 现代化的抱负与社会思潮
第四部分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绩效
第五部分 自生能力与转型战略
第六部分 发展战略与发展和转型绩效：实证分析
第七部分 东亚经济体为什么如此特别？东亚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可以提供怎样的启迪？
第八部分 关于正确的发展和转型战略
附录一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经济制度
附录二 数据描述参考文献
书摘
第一部分 发展、转型与分流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有机会目睹了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教授准备1985年马歇尔讲座的过程。能够在22年后步卢卡斯（Lucas）教授后尘来这个著名的讲座演讲，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以后，我到耶鲁大学的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并于1987年回国。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名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我有幸亲历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所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并且在过去20年中一直亲临其境研究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问题。因此，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同大家分享我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的观察，而这些观察所依据的主要是我在中国的经验。
众所周知，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国家都处在相对落后的农业发展阶段，时常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并深陷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trap）。除统治阶级、工匠和商人之外，绝大多数人以农业为生。通过世代的实践，这种农业经济的资源配置已经接近最优，因而能够通过改进资源配置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Schultz，1964）。只有经由一些外生冲击，经济发展水平才可能进一步提高。农民和工匠在劳作中偶然发现的更优良的技术，可以被视为一种这样的冲击。这种冲击的另一个实例是15世纪的美洲地理大发现，它将金银财富和适应性更强的作物（如玉米和马铃薯）传播至欧洲乃至世界。在前现代时期，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和经济总体规模的增大。当时，尽管存在粗放型增长，但人均收入鲜有改变（Clark，2007；Kuznets，1966；Perkins，1969）。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前现代社会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其上限仅被估算为50％（Maddison，2006；Bairoeh，1993）。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某些地区），在当时比欧洲还要富裕（Cipolla，1980；Pomeranz，2000；Smith，1776）。直到18世纪后期，中国和西欧市场的整体绩效仍然相差无几（Shiue and Keller，2007）。
自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成为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主要源泉（Lin，1995；Landes，1998；Needham，1969；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Mokyr（1990）所定义的“大发明”（mac-ro—invention）更是如此，这些大发明包含了激进的新思想以及巨大的、分散的、新奇的变革。对于那些处在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技术发明方法的这种转变可以使它们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加速技术进步，从而技术发明和创新是内生的（Romer，1986；Lueas，1988）。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技术变迁速度加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率不断提高。于是，发达国家开始起飞，南北分流开始显现（Baumol，1994；Braudel，1984；Bairoeh，1993；Clark，2007；Clark and Feenstra，2001；Jones，1981；Kuznets，1966；Maddison，2006；Rostow，1960）。
图1.1基于Maddison（2006，P.642）的估算，展示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在公元1年至公元2001年间的人均收入。如图所示，18世纪初期，西欧发达国家及其旁系地区的人均收入与发展中国家只有很小的差距，但到20世纪时，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二十余倍。正如Lucas（1988）在其1985年的马歇尔讲座中所指出的：“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让人难以置信。”
自然，世界上所有贫穷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渴望获得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图1.2所示）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其政府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获得了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但却未能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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