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从大历史和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的中国各种思想，提出本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实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种思想并存、斗争、实践并发展变化的历史。作者以理性并充满激情的文笔引领读者一同经历20世纪中国大地上的风云际会，与诸多中华民族时代骄子的精神世界交汇，了解试图改造中国改变世界的种种思想体系，看朵朵思想的火花怎样燃烧，灿烂，毁灭，升华……
一部理性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
一幅20世纪中国精神世界的缩影。
作者简介
启良，又名孟姜夫，湖南衡阳人。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翌年评为教授。现为湘潭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重点学科带头人，湖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学兼中西古今，尤以思想性写作见长，已在花城、学林和上海三联等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12种，论著逾六百万言，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具思想性的学者之一。
目录
绪论一：国问
绪论二：从人类历史的大宏观看20世纪中国的尴尬
第一章 从戊戌到辛亥
一 戊戌的遗产
二 庚子事件的思想史意义
二 清末宪政
四 革命与改良之间
五 难得的严复
六 梁启超：20世纪中国的启蒙之父。
七 孙中山：终归是儒生
第二章 从辛亥到“五四”
一 道术将为天下裂
二 新文化运动及其地位
三 “怪圈”不怪
四 俄国的光芒
五 简说陈独秀
六 重读鲁迅
七 胡适的好处
第三章 从“五四”到“抗战”
一 “主义”的泛滥
二 三哲来华
三 科玄之争
四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争
五 新生活运动
六 新启蒙运动
七 自成一格的梁漱溟
八 张君劢：在哲学与政治之间
九 陈序经如是说
第四章 从“抗战”到“土改”
一 战国策派：中国的尼采们
二 所谓的“新民主义”
三 新儒家诸贤
四 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
五 王实味与野百合
六 自由主义的短期复兴
七 国民党的建国主张
八 中间派的建国主张
九 共产党的建国主张
第五章 从“土改”到“文革”
一 新的时空观
二 思想改造运动
三 对胡适的批判
四 胡风冤乎
五 从“逐步过渡”到“大跃进”
六 1957年反右
七 现代海瑞
第六章 “文革”十年
一 何谓“文化革命”
二 吴晗的悲剧
三 以史代法
四 广场政治与集体狂欢
五 太阳崇拜
六 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
七 无知也是力量
八 顾准的另类言说
第七章 从“文革”结束到世纪末
一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二 人道主义讨论与反精神污染
三 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对繁荣
四 文化热与所谓的新启蒙
五 儒学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
六 反西方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
七 自由主义的新阶段
后记
书摘
第一章 从戊戌到辛亥
一 戊戌的遗产
戊戌维新是20世纪前两年发生的事件，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一笔思想遗产。言其为遗产，可从两方面予以理解：一、当时的维新人士有关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祈向，而且梁启超本人还是此时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导师，热血青年无不受其影响；二、戊戌维新的难题和困结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难题和困结。戊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带着诸多的困惑进入20世纪。一百年后，他们同样带着类似的困惑进入21世纪。
从此意义上说，戊戌维新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起点，又是其终点。因为此后中国的百年行程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圆圈式的运动，终点与起点相接。这样，如何看待戊戌维新也就成了我们今日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题中之义。
戊戌维新的性质，学界大多视其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且将其同尔后的辛亥革命作比较。前者为改良，后者为革命。故而前者的历史意义远不如后者。其实，前者也好，后者也好，性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按照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不同的只是，前者保留清廷且借助于清政府的政权力量而实行改革，后者则是在推翻清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转换。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除太平天国外，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和改良，皆同西方列强有关。此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且可以自足自满。虽然其间亦有外域文化的传人，但却始终不影响文明形态的中国特色。佛教便是一例。佛教来自印度，传人中国之后，非但没有将中国佛教化，而且其自身被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且对中国的政权形式和社会结构没有带来任何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两千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充满着文化大国的自信，并且乐于将自己的文化输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乐于做文化的宗主。
然而西方文化的传人，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地位，使之从文化的宗主一坠而成他国的附庸。
从表面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西关系，主要是军事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西方人用炮火开道，亦不是为了将基督福音传到中国，而是为了在中国拓展资本市场。但是武力的背后却是文化，战争的结果所体现的乃是两种文化的优劣。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其实质乃是试图用西方文化和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造古老的中国。诚然，西方人的本意并非如此高尚，而且也不可能具有此种世界历史的自觉。然而其罪恶目的带来的却是世界历史的整体进步，其所充当的历史角色乃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此种历史的辩证关系，不仅西方人认识不到，而且受其掠夺和欺辱的被压迫民族也是认识不到的。因为在这里面，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交织在一块，遂使人们的认识既模糊又矛盾。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近代西方的对外扩张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体现的是先进的现代文明对各地前现代文明的取代；但从道德的评价角度看，西方人的扩张不仅罪恶，满身肮脏，而且同其他民族古老的生活方式也是冲突的，价值观大不一样。正惟这样，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被压迫民族无不显得既尴尬又矛盾。尤其在中国人这里更是这样。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文化宗主国的地位，而现在他们必须认他人为宗主，认自己为文化附庸，因而其内心亦就格外的沉重，特别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取舍方面，尤其显得进退若谷，左右为难。
文化的担当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化的取舍更是如此。更何况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这里。他们关怀社会关怀生民，凭的就是他们所认定的文化传统，即所谓“士志于道”。所以我们看近世的东方民族，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其他各国的知识阶层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所作出的回应，皆不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和两难。
也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关怀意识，所以每当民族危难、文化失范的时候，他们总是处在历史的中心位置，以自身的道义和其所持守的文化而救国。戊戌维新便是近代以来他们第一次文化救国。
所谓“维新”，语出《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过，在周代，“维新”的是天命，义在政治领域；而在近代，中国所要“维新”的乃是文化，惟有文化的“维新”方可救中国于水火。虽然康有为借助公羊学托古改制，内中仍有天命“维新”之义，但其旨趣并不在此，而且康有为本人也不是想做现代中国的“素王”和教主。他的使命在救国，而不是救人；其救国亦不在改朝换代，而在刷新政治与文化中的制度。
康梁之前，中国知识界就已经有了“维新”的呼声。郑观应认为，富国强兵之要务在于对商业的重视，并且提出商贾为“四民之纲”的观点。薛福成、何启、胡礼垣等人亦持此种主张。更可重视的是，这些早期“维新”人士，不仅主张“商富而后国富”，而且认识到国家制度的改革更是强国的根本，比起商贾来更为重要和迫切。郭嵩焘就说过：“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郭氏批评当时的洋务派仅得西洋皮毛，只在船坚炮利上作文章，实乃是舍本而求末。可是在甲午海战之前，这些早期维新人士特别是郭嵩焘却被士林目为异类，其影响也就可想而知。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等人就主张开眼看世界，但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是郭嵩焘。甚至可以说，郭是“全盘西化论”的先驱，其文化主张很像半个世纪以后的陈序经。20世纪的陈序经尚不被理解，何况甲午海战前的郭嵩焘。是时，人们愿意接受的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因为其接受心理仍是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
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甲午海战之前，中国政府同英法等国已有过军事冲突，并且同样是耻辱性的结局。可是此时的中国士大夫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病根所在，以为通过办洋务便可富国强兵，同样可以像西人那样船坚炮利。然而甲午一役彻底破灭了洋务的美梦。而且这次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是：一、列强乘机而入，企图瓜分中国，而不仅仅只是中国同当事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二、战争的敌方不是西方列强，而是蕞尔岛国日本。特别是后面这一点，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打击最大，刺激也最大。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长期以来受中国文化之影响。论文化，论国力，皆不及中国。正惟如此，在国人眼里，日本人是微不足道的，且以“倭寇”相称。“倭”，从人从委。《说文》释“委”：“委，随也。从女从禾”。“从女”者，意指如妇女之屈从于夫权；“从禾”者，意指如禾穗饱满必然低头。正惟如此，《说文》释“倭”为“顺儿”。不难看出，中国人称日本人为“倭”，所体现的乃是一种大国的文化心理，说明长期以来他们根本就瞧不起日本人。可是这一次，中国不仅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老师败在学生手下，五千年的文化大国竟然在“顺儿”（倭人）面前丢尽了颜面。这对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是断断不能接受的事实。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惊慌和诅咒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对之如何看待。日本一小国，何以短时间内便富强起来？中国乃泱泱大国，何以今日如此狼狈？
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中国的惰性是文化的惰性，而非人的惰性，尤其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更为如此。面对民族国家瓜分豆剖之危局，当时的知识界既对列强义愤填膺，痛斥其不义之恶行，同时又在苦苦的反思。反思的结论便是：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走上富强之路，必须变祖宗之法，而且是那些关乎安邦治国的大经大法。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之所以崛起，根本原因乃是明治维新对西学的接纳；中国同样可以这样为之，以研究西洋文化作为“匡时救国的要图”。
但是，戊戌变法毕竟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文化更新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且必须从属于政治而后可。然而作为政治运动，变法是以失败的记录载入史册的，“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留给后世的只是扼腕和憾叹；新法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都被废除。
变法失败之原因，学界议论多矣。或谓救亡压倒启蒙，或谓帝后两党之争，或谓袁世凯的出尔反尔，或谓资产阶级不足以救中国。这诸多原因，有其必然，亦有其偶然。特别在将这次变法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比较时，学者们更是困惑不解。因为这二者的主旨都是为了民族的更新而西方化，都是为了顺应世界历史的大潮，可结果却是一成一败。更可注意的是，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要求变法的愿望远没有中国人强烈，更不曾出现像“公车上书”这样的请愿运动，可是日本人却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踏上了现代化的路途。而在中国却刚好相反。一方面，有识之士迫于救亡而强烈要求变法；另一方面，变法又只能以失败的记录载入史册。
任何历史都是人创造的，而人既是现实性的存在，又是历史性的存在。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他们可以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变革传统；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他们的一切变革又势必受到传统的制约。而且，历史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或者反过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从偶然的一面理解，我们不排除个别的偶然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从必然的一面理解，我们同样不应忘记，任何偶然都有其必然的根据。只不过这“必然”绝不是像吾人以往的教科书所说的天意般的“历史规律”，而是历史文化之传统，特别是观念文化的传统。
应该说，这是我们思考一切历史问题必备的理论思维。循此，我们再来看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之原因，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