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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底线》编辑推荐：在我们这里，共同的底线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主义的底线：如果权力不产生于社会契约，不来自民主授予也不对公民负责，那就会造成：国家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从而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要求与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对立。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就需要有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而这，就是现代左右派都必须持守的共同底线。
文化的底线：每个文化每种宗教都应当反对异端审判、异端镇压，反对原教旨主义神权专制（不是反对“原教旨”）。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
部门的底线：摆脱“以强制求私益”的“第四象限”，使权力只能用于公益、而私益只能通过自愿交易取得，这正是民族国家—政府组织、市场—营利企业和自治的公民—志愿者公益组织三个“部门”所共同需要以之为前提的东西，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线。
内容简介
著名学者秦晖对中国当代“问题”与“主义”的再认识
本书的宗旨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
“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对自 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 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 由主义与社会民 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持守底线。
作者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主要著作有：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
《天平集》
《耕耘者言：农民学文集》
《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
《学问中国》（合著）
目录
自序：持守底线
论现代思想的共同底线
――《田园诗与狂想曲》韩文版序
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再论共同底线
“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
――读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
“群己权界”三原则与特定情境下的公域/私域之分
――关于公民权、共同底线与“低调社会民主”的讨论
“左右”的商榷
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写在《共产党宣言》150周年
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
自由优先于“主义”
――纪念托马斯？莫尔
不讲逻辑的“经济学”
――关于公正问题的经济学论争
“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
――再问崔之元先生
经济与政治
中国能否走出“尺蠖效应”的怪圈?
――从“郎旋风”看国企改革的困境与经济学的窘境
“郎旋风”中看东欧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
与思想变迁》自荐
权力、责任与宪政
――兼论转型期政府的“大小”问题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
――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
“文化”的底线
自由优先于“文化”
――关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网上讨论
“差异权”，还是文化选择权?
――评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
流水前波唤后波
――论王小波与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命运？
共同的底线“主义”的底线？
“主义”的底线
媒体评论
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在西方无论左右派都承认为私人领域的那些地方，“公共权力”偏偏要限制以至管制；而在那些西方无论左右派都认为是公共领域的地方，包括“公共权力”本身，又偏偏为个人意志和小集团利益所支配。换言之，即“己域”无自由，而“群域”无民主。
——“群己权界”：特殊情境与共同底线
最好政府是不可能有的，次好政府（宪政前提下权责均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是权责均小的古典自由政府）是难以确定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争论之前，首先要做、也首先能做的是改变这样的政府。
——现代政府何以异于传统朝廷
在走出强制时代、告别宗教审判的时候，无论你信仰什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新儒家等等，都必须从信仰自由开始，一切不愿像莫尔那样为人所害，也不愿像托尔克维马达那样去害人的公民，他可以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不能不相信“自由优先于‘主义’”。
——自由优先于“主义”
精彩内容
“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
——读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
一 “粉红色欧洲”引起的思考
冷战后时代，由于受苏东式社会主义名声扫地的连累，也由于影响更为深远的后工业时代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与文化氛围的变迁、蓝领阶层的萎缩、传统工人运动的退潮、左派原有社会基础的缩小等原因，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度出现严重危机。各国社会党(社民党、工党)、工会和左翼思想界在反思中进行了思想与价值取向、纲领及策略上的全面调整。社会党国际中“社会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之争和“红绿联盟”、英国的“新工党理念”、所谓“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国家”的“荷兰模式”的出现、波兰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人道的资本主义”之争和社民党解散重建为民主左联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社会—自由执政联盟”，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新潮流。经过几年调整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曰左派政党又在全欧洲范围内崛起，无论西欧还是转轨过程中的中东欧，“左派”或“中左”政府又纷纷出现。
“粉红色”欧洲给全球思想界、包括中国思想界造成巨大影响，人们要问：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最后胜利的“历史终结论”宣告破产、新的“左派复兴”已经到来，还是意味着“左派”已经继失去它的社会基础之后又失去了它的价值基础，沦为一场竞选技巧的展示或“专业化竞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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