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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变迁往往超越了朝代的兴亡；“朝代循环”在中国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暂流行，但这个名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开始以西方的历史模式重新建构及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从此一般都认为，中国一定也曾经历过和欧洲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断代方式被马克思一斯大林主义者鼓吹的五阶段演化史取代，后者在今日的中国仍被奉为正统，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阐述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敝人深信，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
目录
代序：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
人文与民主——在“余纪忠讲座”上的演讲
中国思想史研究综述——中国思想史上四次突破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
一、“国学”观念的复苏
自上世纪九0年代所谓“国学热”以来，“国学”这个观念，在消歇了四十多年之后，几乎一夜之间又在中国大陆上复苏了。与其他的“热”--如“文化热”、“'后学'热”相较，“国学热”具有两项明显的特色：第一、它的持续性，十几年来这股“热”不但未消退，而且还在继续增高；第二、它的扩张性，即从学术文化界走向社会。“国学热”的社会化，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突出现象，电视上有各种“论坛”，著名大学附设“国学”训练班，培养“企业管理”界人士的“精神资源”，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小学生“读《四书》、《五经》”的活动。大众传媒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网路则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如果说“国学”今天是大陆上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大概不算是夸张。
“国学熱”的社会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但不在我要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今天讲演的主旨是检讨“国学”和中国人文研究的关系。 “国学热”不但最初是从学术和文化界开始的，而且也在学术和文化界发生了实际的影响。最明显的，清末以来的所谓“国学大师”重新为新一代人文研究者所发现，他们的著作在淹没了三四十年之后也重新受到普遍的重视。
近几年来“国学大师”的传记和全集、选集等一直是大陆出版界一个十分兴旺的部门。在中国人文研究（如文、史、哲）的领域中，偃后重生的“国学”也不断扩张它的影响力；许多著名的大学都开设了“国学研究”的专业中心，甚至还成立厂“国学研究院”；以“国学”命名或以“困学研究”为主旨的学报也相继问世。所以我们今天已不能忽视“国学”在人文研究方面的功能和意义。
二、“国学”与“西学”
一一两套学术系统的会通
“困学”一词和“国粹”一样，最初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早在德川晚期，即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已出现了一批“国学者”（koku肛kuSha）。他们可以说是对日本儒学的反动，强调日本本土学术的主体性。所以“国学”概念的起源还早于“国粹”。这两个日本名词在清末都传到了中国，变成了“中国的国学”或“中国的国粹”。章炳轔、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人都曾正式用过“闷学”或“国粹”两字。当时还有一个流行的名词一一“国故”，与“国学”大致相近；章炳麟《同故论衡》在民国初年几乎人手一编，所以“国故”一词也风行中国。“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的运动便承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