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人大研究》杂志社

教科书外看历史

发布日期:2014-06-09   作者:邵燕祥 著   文章来源:人大研究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2008年5月   点击量: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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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讲说中外历史的书。所以不同于教科书者,一是自由选择史料,争取“片面性”,反对“系统性”;二,随笔写法,布衣便服,而无西装革履般的严密规整;三,摒弃“价值中立”,纵横议论,“意气用事”,然而论从史出,又绝非戏说。 

内容推荐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作者以历史家的睿智,杂文家的犀利,诗人的激情,择取中外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加以新的阐释和发挥。所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这部书里,作者倒做了一个出色的实践家。

作者简介

邵燕祥(1931-),浙江萧山人。生于北平。1948年入北平中法大学、1949年即中断学业。曾任新闻广播和诗刊编辑,从1958年起,因右派问题而一度中断。1979年获改正。著有诗集《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邵燕祥诗选》等;又出版随笔杂感集《大题 

目录

前记

重过莫斯科

《梦醒莫斯科》序

历史的感叹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普希金咏蝗虫诗

日光之下无新事

希特勒的伎俩

白玫瑰:1943年的鲜血

遥望诺曼底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声音

被正史所遗忘的

李纳《弱光下的留影》序

北京的城墙

也谈“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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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过莫斯科

此身虽在堪惊

1957年春天初访莫斯科,到2003年秋天重来,间隔了46个年头。在天文时间里,这简直算不了什么,在个人,却是“朝如青丝暮成雪”。许多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一生也没活这么长,契诃夫才44岁就病死了,普希金只在人间逗留了38年!

而在人类历史上,这46年经历了太多叫人不胜沧桑的大变动。我们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出访苏联的中国记者团,又正当1917十月革命的40周年,赫鲁晓夫在接见时,让我们捎个口信:他们准备以盛大的庆典迎接毛泽东同志的到来。我在此行中写的组诗,就题为《第四十个春天》。诗集排好了版,没有问世。因为就在毛泽东率团去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同时,我正式成了反右派斗争的对象。这个政治运动,不仅像是斯大林时期所谓“肃反扩大化”的重演,而且使人联想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清除立宪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斗争。我和我的几十万同案者们的命运,就这样跟十月革命联系起来。

其后,在冷战一方的社会主义阵营里,陆续发生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变。号称“牢不可破的友谊”而结盟的中苏两个大国,由互相指责的所谓论战而终于分裂。在我们这里,三年大饥荒,死人无数,十年大动乱,更是冤狱遍于国中;在苏联那里,一度说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然而卫星上天、军备竞赛和打击持异议者,都不能消解几十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积怨,最后出现谜一样的突变,曾以列宁斯大林为旗帜的政党、政权一朝瓦解。

俄国人也许从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化,特别是近年公开苏共档案以来,对几十年的历史有了较多较深入的了解。我们中国的普通人,若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未免有些牵强,因为大家离真正的庐山远得很,庐山远在万千里外的云雾之中,我们对历史深层的所知,正合着香港人爱说的:“一头雾水”。

照例到光线微弱的列宁墓里去看望逝世近八十年的列宁。鱼贯而行的不少是俄国老太太,神情凝重,只是注目为礼。倒是有些六十岁左右的中国游客,多半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绕过列宁遗体时,鞠躬如也,就像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似的。

在列宁墓外,跟他做伴的,尽是苏维埃政权时代的头面人物。斯大林的遗体在196110月苏共22次党代会后从列宁墓迁出,焚化了埋在后面赭红的克里姆林宫宫墙墙根。有一些苏联元帅和苏共总书记,各立一尊石雕半身像,依次排列着;文秀数过来,发现没有赫鲁晓夫,一问,才知道,这里都是在总书记任上去世的,契尔沃年科虽只当了年把,死在任上时身份仍是总书记,而赫鲁晓夫虽当了十一二年的总书记,可没死就下了台,死时的塔斯社消息也只称之为“养老金领取者”了,故不在塑像之列。然而我们接着发现,排尾的一个是苏斯洛夫,并没当过总书记,置身于此,类乎破格,但他是几朝元老,据说颇有操纵一切的权力和手腕,他又是意识形态的主宰,多年来力图控制苏联人的精神世界。原来立像的标准是灵活的,出于某种需要,全在掌握之问。我和文秀相视而笑,不再追问。

不过,在这个显赫位置上接受瞻仰或参观的死者,都不得不跟他们的夫人分开。我就在新圣母公墓里,发现了苏斯洛夫夫人苏斯洛娃的墓,不远还有赫鲁晓夫的墓,布尔加宁的墓,以及赫鲁晓夫为首的政治局委员里惟一的妇女,一度风头甚健的文化部长福尔采娃的墓。这个公墓似有一个好处,只讲先来后到,不以身份为序,因此参差错落,也顾不得死者们生前的恩恩怨怨了。

如今所有到莫斯科观光的人,差不多都被人领到这个公墓看看,像在巴黎差不多都要去看看拉兹雪夫神父公墓那样。这些墓园也的确比我们国内的公墓好看,因为每座墓都有不同的设计,有的堪称艺术匠心之作。北京现在除了八宝山之外,也又开辟了些新的公墓,阔人和他们的家人子女,开始关注身后的阴宅了,日积月累,将会形成一些新的旅游景点吧。

高莽著的《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一书图文并茂,其中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墓前还是一幅照片,这回已经代之以她《天鹅湖》舞姿的立体雕像。公墓的另一处,又见一座全身雕像,当代职业妇女的装束,原来是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在这里,她是新来的。

走出墓园,已近黄昏,骤雨微晴,有一线斜阳透过云层,一阵风来,梧桐叶落,不禁想起“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句子。不过这里一切清扫得干干净净,规规整整,没有词里那般的萧飒。

回想四十六年前,那“第四十个春天”,虽说经过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经过波兰、匈牙利接连的动荡,我们恍惚感觉到国际共运的某种危机,社会主义阵营不再是一片玫瑰色,但我所受的政治熏陶,仍然使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批判和革命传统,加上十月革命以来中国革命者“到莫斯科去”的浪漫行迹,深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对“新俄”几乎天然地怀着好感,加上苏联画报、电影歌曲对视觉和听觉的冲击,说起苏联,阳光与鲜花更像是无可更易的主调。我在当时团里算是年纪小的,比我大十岁二十岁的人其实也都差不多。我们那次访问的政治色彩很浓,我们的任务本来就是要报道十月革命四十年的成就,藉以修补因揭露批判斯大林而露出破绽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形象。我们所要着意的自然是光明面,是辉煌、伟大、欢乐、幸福,纵的与十月革命前“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的日子相比,横的与西方世界的两极对立和“垂死没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贫穷痛苦相比;这是既定的宣传要点,也是采访时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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