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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政府》卷由导论和14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报告组成，广泛选取在效率政府主题下代表性的经典个案和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电子政务以及政府绩效评估与管理四个部分，在近十多年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实践中，展现出早期以机构精简、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为主而后期提出增强政府绩效管理的科学性和参与性即由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回应性兼顾这一现代行政管理转向的意义，并彰显出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
作者简介
陈雪莲，副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政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社会调查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地方治理和政府创新研究，擅长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田野调查经验丰富。曾独立主持9个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部委级课题3项、国际合作课题4项、地方政府合作课题1项）。出版学术著作（含译著）2部，发表中英文论文30余篇。
目录
总序?俞可平?
导论 从效率政府到回应性政府?陈雪莲?
迈向服务型政府的大部门体制改革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案例研究?郭伟伟?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部制改革：模式与趋势
——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的比较研究?陈家喜?
地方政府变革的动力机制分析
——对河南省三次乡镇机构改革的观察?张新光?
湖北省咸安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袁方成?
行政体制改革创新
——以深圳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陈雪莲?
以制度创新推动地方治理转型
——海口市推行“三制”实践的个案分析?陈家刚?
吉林省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张锐昕?
从天津市南开区“超时默许”机制看行政审批创新?包雅钧?
媒体评论
迄今为止，我一直是增量改革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我在20世纪末提出了“增量民主”理论，并且在21世纪初主持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在社会各界已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便是该计划的重要内容，也是以“增量民主”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一个重要尝试。
——俞可平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
这套丛书是国内迄今为止对中国民主治理的实践与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最为全面的一套丛书，有助于人们对中国民主治理的进展与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民主治理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发展趋势的了解。
——何增科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
俞可平教授积极倡导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和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由他主持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至今已持续进行了12年，国内政治学界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先后都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过这一特大型的研究与奖励计划，本丛书的出版，不仅对于推动我国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各级政府的改革创新也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
——张小劲 清华大学教授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导论
从效率政府到回应性政府
陈雪莲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
民主，可能不是所有政府都会秉持的理念或目标，但是提高有效性和回应性，是每一个现代政府都会赞成的价值取向。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伊莱恩?卡马克在总结世纪之交前后20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创新与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应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时提出，低成本政府、专业政府、优质政府、较少管制的政府、电子政府、廉洁和透明的政府是政府改革的历史趋势。缩减政府规模，控制政府开支，降低政府成本；改革落后的公务员管理制度打造专业的公务员队伍；引入一站式政务超市等新形式推动公共服务标准化、优质化；精简政府管制程序和内容；使用信息技术优化政府流程、提高政府决策质量；打造透明的公共部门减少腐败，这六方面的改革实际上都以提升政府效率为核心。落实到中国语境中，这些方向的改革以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电子政务和绩效管理改革为主要载体和形式。
威尔逊（WoodrowWilson）在确立行政学研究之初即提出政府需建立一套兼具效率与效能的制度，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以最少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做适当的事。如何实现最少的成本、最高的效率是行政学研究的范围，可什么是政府适当做的事？由公众决定政府适当做什么，政府的任务是回应公众的需求。这一问题追问的转向，意味着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变，行政理念的建构经历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历史性变迁，新公共行政随之由传统的价值中立、技术理性优先转向以公正和民主为价值指向。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是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单纯的行政效率，回应政府需求、追求公众满意度是现代行政管理区别于传统行政管理的根本性标志，现代行政管理的任务是满足顾客（公众）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
导论从效率政府到回应性政府改革开放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始，我国便开始了相应转变政府职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30多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机构精简、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为主，后期提出增强政府绩效管理的科学性和参与性，意味着对政府回应性和责任性的关注增强，即由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回应性兼顾，这一转向赋予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的意义。在中央权威性公告中，相较于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就已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全面部署，直到2008年2月27日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才在《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该《意见》系统总结了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仍然存在。”本书从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电子政务和绩效管理改革等领域内选取了自本世纪初期开始的一些创新案例，力图为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有关效率与回应性的相关问题提供可能的改革思路。在开始具体的案例之前，先看看相关议题近年来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一、机构改革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模式来源于苏联。政府职能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设计，内容庞杂、范围宽泛，以微观管理为主，管理方式简单化，呈现出高度集中、过度管制、单一手段、全面干预的格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34年中进行了6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大致每隔五年进行一次:1982、1988、1993、1998、2003、2008年。1982年改革以机构精简和干部人事制度规范化为主；1988年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和职责“三定”为主；1993年的改革重在精兵简政以减轻财政负担；1998年的改革提出政企分离；2003年的改革没有对政府机构人员精简提出具体的数量指标，而是重在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在行政审批、电子政务、政府绩效评估、决策听证、问责制等领域进行改革；2008年的改革方案中以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为改革重点。总的来看，历次机构改革都是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围绕着机构调整、职能精简展开，以实现权责配置合理、管理流程优化、效能提高为改革目标。这六轮改革也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转向：由最初的结构调整、机构精简为首，逐渐转为职能转变、体制改革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