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是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极大改变，这一改变已经渗入到政治领域引起政治环境的革命性变革。互联网在极大地促进了公民参与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的挑战。

网络时代公民参与探悉

□ 王天笑

(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互联网得到了飞速发展，1996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只有4000万户，而到了2002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了6.55亿，中国的网民5910万人，到2005年初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经到了9400万[1]。伴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是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极大改变，“计算机不再是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活”[2]，这一改变也已经渗入到政治领域引起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的革命性变革。

（一）提高了公民参与政治的能力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教育的深刻变革，网络上海量信息的实时互动传播、远程教育的兴起、电子课件的不断丰富，为广大的网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接受想要的教育。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直接强化着人们的参政意识、促使人们在参与政治生活方面不断成熟；同时互联网也带来了政治文化的重新整合，由于互联网横跨国界、信息纵贯古今，互联网必然带来古今文化的整合、中外文化的碰撞、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的整合、正统文化与反正统文化殖民文化的竞争与对抗，最终形成多元的网络政治文化。这种多元文化势必会导致参与主体思考问题的多纬度、多侧面，有利于参与主体客观真实地评价政治事件、理性地参与政治生活。互联网所具有的实时互动性、超越时空性、对外开放性的特点，可以使信息海量、飞速传播，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性、提高了参政的效率和水平。

（二）实现了参与主体的平等性

互联网是一个没有中心的虚拟空间，在这里网民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并且网民的身份在这里都是平等的。只要达到法律所允许的条件，任何网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而且你的意愿和政治家的意愿处于同等地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正如比尔•盖茨所说：“信息高速公路带给人们的美妙事物之一恰在于，与物理世界相比，在数字化的世界里人们更容易获得真正的公平。” “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都在为平等而努力，我们也可用这种平等来帮助我们认清一些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物理世界中并未得到解决。网络并不能推倒歧视和不平等这些障碍，但却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3]并且这种参与的机会是平等的，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乡村、无论你是国家元首还是普通百姓，只要你愿意，就会有均等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言论；互联网的发展还带来了组织的深刻变革，它改变了传统的科层制、改变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使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打破了权力集中的态势，使权力流向更多的个体，减少了个体对团体的依赖，也减少了利用权力垄断信息的可能性，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个人和组织的平等。正如奈斯比特所说:“在网络组织里，信息本身就使一切事物趋向平衡……在网络组织中成员彼此平等相待，因为最重要的是信息，它使一切变得平衡。”[4]俄罗斯学者拉特波夫更形象地指出，“在万维网上，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在虚拟现实中，乡巴佬心理消失了，这里没有首长，没有长官，没有垄断，也没有国家和政府。”[5]这种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参与机会的均等性，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参政热情。

（三）虚拟政治的兴起，助推了公民参与

虚拟，就其本身来说是数字技术的构成。虚拟政治指的是那些有可能永远模糊真实和虚幻之间的技术将给政治带来的影响，包含虚拟社区、虚拟社会、虚拟组织、虚拟国家等的形成和发展。

互联网的虚拟性使得网络的存在形式是无形的，参与主体在网上的身份是隐蔽的，人们之间交流的内容也都以数字形式而存在，形成虚拟主体。这种虚拟性掩盖了参与主体的真实身份、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可以直言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实际想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虚拟共同体、虚拟社区、虚拟组织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控制的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6]这种全新的参与方式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利益表达的自由度和利益聚合的力度和速度，具有共同兴趣和爱好、持有相同政治观点的网民短时间内就可以结成兴趣小组、迅速汇聚利益相关主体，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二

然而，正像埃瑟•戴森所指出的：“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7]的确，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给公民参与带来很多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挑战。

（一）信息真实性问题

掌握足够的真实客观的信息是公民参与的基础和前提。然而，网络信息的无限延展性和可垄断性，对信息的真实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基于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受到诸如频道、时段、区域等诸多限制，信息的数量有限，而互联网的即时性、跨越时空性及网络信息的光速传播、高度共享、实时互动使得网络信息成倍增长。置身网络如同置身信息的海洋，搜索自己想要的信息就像大海捞针。信息的极大丰富使得信息真假难辨，面对信息无所适从，陷入人云亦云或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严重者甚至会使人的主体位与网络的工具位角色错位，人变成了信息的奴隶，必然会使参与流于形式而无所作为。

同时，互联网是高新技术的产物，伴随着不可控制的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可能会沦为技术的奴隶，把分析判断信息的能力拱手让给技术专家甚至是电脑本身，而丧失自己的思想，导致民众思想被技术权威所主导；另外，一般民众在利用互联网的同时，某些个人或集团也在利用互联网，而且可以说后者在更大程度上利用着互联网，互联网在作为民众参与物质技术手段的同时，也同样是形态各异的利益团体控制政治的便利工具，他们可以借助互联网相互攻击、美化自己、欺骗舆论以达自己的政治目的。

（二）可控制性问题

可以说“自由”和“民主”是互联网的两大核心理念，互联网是一个没有中心的虚拟社区，在这里身份的数字化、隐蔽性使得网民在这里失去了传统力量的控制而放纵自己的言行。“现在的互联网起到‘一面大墙’的作用，造谣者可以在上面胡乱涂抹，让全世界阅读。”[8]“借助于网络空间而建立的网络社会是不受某一种集中权力机构管制的条条框框束缚即可运行的社会。”[9]缺少规范的互联网会助长绝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从而为政治带来致命性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黑客入侵、网络犯罪，一些邪教组织、非法组织利用互联网宣传美化自己、利用互联网从事非法活动，都是缺少规范的表现。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利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这个公式来说明，当政治制度化不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

（三）网络参与的公平性问题

公民参与的一个题中之义就是，公民能广泛地、公平地参与政治生活，但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出现的数字鸿沟，使得公民公平参与政治生活面临很大的挑战。在我国，这种数字鸿沟更加明显。

第一，互联网带来的代际的不平等。代际的不平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场各代之间的不平等；二是在场各代与未出场各代之间的不平等。互联网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短，利用互联网在一定程度还可以说是一种潮流，同时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的活动能力、学习能力、获得信息的能力、利用新技术的能力及欲望都会不断减弱。中老年人利用互联网人数比例较小原因就在于此。以下是中国12个城市的网民各年龄段所占的比例关系。

表1 中国各年龄段网民的比例(%)

但是目前，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不断发展，网络政治正悄然兴起，网络参与、网络民主及各级政府不断增加的电子行为，把这部分由于自身条件所限而不熟悉互联网的老年公民拒之门外造成了新的代际不公。

第二，互联网带来的区域之间的不平等。我国所存在的经济的区域差别在互联网发展上的明显表现就是地区间的数字鸿沟，明显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格局。从以下各表可以看出，无论是网民的比例（见表3），还是WWW站点数（见表2），或是2004年网民增量最多的省区（见表4），大都集中在东部发达省区，中西部地区与之相比有着较大程度的差距。

表2 拥有WWW站点最多的省份（前6位）

表3 我国网民比例前10位的省区（万人）

表4 我国网民增量最多的省区（2004年）

我国东西部之间的这种数字鸿沟直接带来了东西部的公民利用互联网参与政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的差距，带来了东西部之间网络政治的区域性不平等。

第三，对互联网利用的性别差异带来男女之间的政治不平等。从WIP的调查结果看，女性中的网民比例总体比男性少8个百分点。我国网民的特征结构是，男性所占比例是60.6%，比女性多出了10.6个百分点。因而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政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性别的不平等。

第四，互联网对政治生活的渗透使得受教育机会及受教育水平的不平等在政治领域进一步延伸。我国2005年初有9400万网民，近半年内将突破1亿。我国的网民受教育的程度：高中（中专）以下13.0%、高中（中专）29.3%、大专27.0%、本科27.6%、硕士2.7%、博士及以上0.4%。可以看到我国网民的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达到了87%，远远高于我国总体的受教育程度。

正如提姆•鲁克所说“数字鸿沟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信息的富有者和信息的贫困者，信息的所有者与信息的非所有者，以及第一和第三世界。”[10]

诚然，“互联网数字领域的变化之快众所周知，因此对网络的任何描述都很难说是精确的，因为网络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11]但是，根据“梅特卡复法则（Metcalf）”，网络的价值和使用人数的平方成正比，接入网络的人越多，使用网络的人也就越多，网络也就越吸引人 [12]。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将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 ，我们应尽可能地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来优化公民参与；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互联网的消极影响，而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打击网络犯罪、规范网络行为、减小数字鸿沟，把互联网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

注释：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eb/ol].http://www.cnnic.net.cn.

[2] 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3][10][11]【美】提姆•鲁克：《应对数字鸿沟——计算机世界里的严峻现实》，梁枫译，载李惠斌主编的《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4]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5]《国外社会科学前言（1998）》，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6]刘文福：《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3页。

[7]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8]石培化：《书生打天下》，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9]【英】巴特雷：《赛博族状态—因特网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2]【美】皮帕•诺里斯：《公民参与、信息贫困与互联网》，莫非译，载李惠斌主编的《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参考文献：

[1] 宋迎法、刘新全：《电子民主：网络时代的民主新形势》，载《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

[2] 宁国良、孔祥利：《论政府信息网络化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载《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3期。

[3] 李斌：《网络政治的政治学分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3期。

[4] 刘文：《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难题及对策》，载《中州学刊》2003年第6期。

[5] 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参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蔡翠江：《信息网络与国际政治》，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7]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译，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8] 刘文福：《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 ，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